使中国如今非凡发展的不是其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幅度，而是绝对值。
当前开展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就其数额（规模）、广度（占贸易结算比例）、深度（相关金融产品）及发展的约束（制度）来看，只是一种应对实体经济需求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不意味着开辟了一条可以绕过汇率机制改革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从长期讲，在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过程中，出现的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投机活动，是市场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合理预期的释放，它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基准和动力。
第一个层面主要针对目前出现的：进出口不对称（跛足）、进口和ODI人民币结算增大外汇储备压力、两地融资成本差异形成的套利等问题。对此，何东、马骏的文章已作了说明和回应。二是它对宏观经济（短期）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所产生的影响或利弊。关键要看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这种预期主要表现为对贸易结算汇率风险的短期考虑，还是非贸易性的长期单边大量囤积。从市场的参与者分析，从事贸易的企业多是考虑短期汇率风险。
我以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的是发展初期因规模小、交易数量和频率不够、相关产品不完善产生的，随着这些基础条件的改变，市场交易也会从不均衡逐步走向均衡，最近的一些数据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支持。所谓关注即是了解、把握市场动向，加强两地监管部门的协调和应对，使之处于可控状态。货币紧缩、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当然没错。
近期，福建南平捣毁的传销式高利贷模式，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而过去十多年，数次房地产调控无功而返，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完全受制于土地财政。于是，高利贷成为新一轮的暴富机会。而高利贷在这两年的大发展，其原因又与货币紧缩密切相关。
一旦游戏结束，高利贷崩盘，只怕会让本就贫瘠的民间，满目疮痍，实体经济的复兴也就完全看不到希望。只有拓宽了投融资渠道，泛滥的流动性才可能集中某个领域制造泡沫。
在经历了2009-2010年信贷跃进和紧缩的政策交错之后，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但当更为混乱而血腥的高利贷，取代绑架经济的房地产，成为游资极为追捧的对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就更加难以控制。不过，若想让此轮调控周期，最终取得完满的结局，就必须大力度推进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否则，无论政策是紧还是松，中国经济只会陷入两种无解境地：要么硬着陆，要么恶性通胀。央行温州支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如果现有的高利贷非理性繁荣继续下去，定将把大面积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众裹挟其中。但是中国的货币泛滥状态并未出现丝毫变化，加上金融改革滞后，巨量资金未能找到更好地出水口，乃至推进民间资金发展的新36条，这样重要的红头文件都被束之高阁，而看不到得力贯彻的可能对于日本资本家而不是日本政府来说，向海外投资，是谋求更大发展和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最佳选择。全球化淡化了国家的观念，也淡化了由行政区划形成的政府包括国家这样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功能。
如果我们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把社会个体而非是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主体，GDP作为反映或研究地区或国家经济状况的一个总量数据，当然还会存在，但作为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意义不大，不要也罢。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经济与中国相比，在走下坡路吗?其实它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用GDP来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否准确?GDP是一种生产总量，总量越大，意味着生产的财富越多。
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我国过去的市场化改革，是把市场当作代替计划的一种方法上或手段上的变革，而不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换。
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并不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是先发国家的骄傲。没有资金投入，不会有创新，但有资金投入并不等于一定有创新。爱迪生的发明，不是给予了他多少钱，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识，而是他天才的灵光闪现。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只是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正如温州的煤老板发展，并不是温州的发展一样。但在制造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受本土土地劳力环境等要素的极限制约，无法进一步发展时，制造业向海外的扩张，正是日本的正确选择。这种天才不完全是培养激励就必然产生。
所以还有几年上一个台阶之类的政府规划和目标，有GDP的考核方法。国家政府有维护经济秩序的义务，有帮助引导服务协调的职能要求，却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日本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增加中国的GDP，是有目的的，他要取得利润。而理论界正在研究日本近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原因，体制的，政府的，美国施压造成的，等等。
这正如温州的煤老板，在山西开煤矿，给山西增加GDP和税收，为自已挣利润，却不一定把财富带回温州一样。但创新不是说创新就创新得了的，也不是政府搞什么规划拨多少资金增加多少大学就能解决的。
相反，制造业向海外扩张，正是它强大和发展的体现。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在非全球化或弱全球化的条件下，GDP确实能够反映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本制造业向海外扩张，确实与美欧的压力有关，也包含有规避贸易磨擦的用意，但主要是受国内发展空间限制。
日本的体制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低迷时并无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说日本模式如何好，而在低迷时却横挑鼻子竖挑眼。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正是日本的学习发展期，当日本的生产技术水平已接近或大体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平时，再想高速发展，相当困难。
市场经济是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给人的印象是，拿GDP来比较，对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正在走下坡路。
我们知道，日本有几万亿美无的海外资产，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就超过一万家以上，所以有人说有两个日本，包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显然，中国现在的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是一种集权经济或国家经济。
所以近一二十年日本GDP增长缓慢，与此相关。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企业，正在给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创造GDP。所以日本GDP不增长或缓慢增长还会继续下去，却不等于它的经济没增长。设想有多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给中国创造了多少GDP，同时又潜在的减少他们本国的GDP，一增加一减少，中国的GDP不超过日本都很难。
这并非日本资本家不爱国，不把资本投向本国增加GDP为国增光，实在是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已经无法支撑那巨额资本可能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
过去，我国的报刊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也是权力难以退出市场的深层原因。
日本经济真的在走下玻路?这取决于怎么看。而制造业向海外的扩张，不会增加国内的GDP，却会带来利润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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